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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基因发展陷入困境61名院士上书决策

发布时间:2019-06-09 19: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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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9日,湖北武汉,“全国首届大米品尝会 湖北第二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正在食用由转Bt 基因抗虫水稻制成的小米粑及白米粥。刘涛/东方IC

财新《》 崔筝 于达维 实习 杨洁

2013年9月中旬,北京市友谊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在一家站的组织下,几位支持转基因即“挺转”人士,和部分反对转基因即“反转”人士聚在一起,开始辩论。

场面混乱。几个小时中,双方的高声发言频频被更高声的不同意见打断。谁都不能说服对方。

近两年,无论在络上还是现实中,关于农业转基因技术的两种迥异态度的碰撞已发生过很多次,结局大都类似。发言者并不在意能否说服对方,而是更在意第三方 中国公众。

越先进的技术,越是一把双刃剑。从原子弹到核电,从互联到,莫不如此。农业转基因技术是否安全,已在全球范围内争论了20多年。就在发达国家逐步开始接受转基因的近几年,中国的争论几乎成了全球强音。

近年,“反转”方成功地抓住了中国转基因领域中的数个“不检点”之处,在公众中间占据了彻底的主动。从湖北偷种万亩未获批的转基因水稻,到政府不透明地发放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再到让湖南儿童试吃“黄金大米”事件,均是如此。

在此过程中,一些不理性的“反转”人士将转基因技术日渐妖魔化。讨论随之超越科学证据的边界,变得情绪化,“阴谋论”也开始大有市场。

在部分“反转”人士的眼中,转基因技术甚至成了西方势力让中国“亡国灭种”的生物武器,他们建议国家停止一切转基因农作物开发项目。

在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转”呼声面前,中国科学界终于不再沉默。从实验室走到台前,通过试吃、接受采访等方式说服民众。

科学界摆出略显枯燥的科学证据,试图证明转基因是现代农业科学的制高点,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世界潮流。然而,目前来看,收效甚微。

这场争论甚至是争吵,已让中国的转基因发展陷入困境。在转基因研究者看来,中国决策层开始迟疑,“一边重金投资研发,一边限制产业化,这就是中国目前转基因作物发展的现实。”

转基因的研究投入也受到了影响。2013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曾提及,反对转基因的态度甚至通过决策层面,影响到科研单位的具体运作。

柯柄生举例称,中国农业大学的科研经费2010年达到12亿元,而2011年降到了8亿元,2012年回到10亿元,但转基因重大专项推进较慢。

转基因困局

61名院士上书事件,注定会成为中国转基因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问题是,什么样的局面,能让61名院士联合起来上书?

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转基因食品的科普推广中,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透露,三个月之前,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寻求公众的支持。至今,发起这份建议的61名院士的具体名单,外界尚难以知晓。

张启发对媒体表示,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

外界推测,张启发是上述61名院士之一,也是这次建议的倡议者之一。对张启发团队而言,目前困境显而易见 手握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已四年,其成果早应进入产业化审批程序,却一直被决策层拖延。再过一年左右,两份安全证书即将过期。

张启发团队的困境,正是中国转基因发展现状的缩影。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种植。在政策的支持下,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花成功地将更早进入中国的的转基因棉种挤出了市场。但自此之后,16年内中国再没有批准其他的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种植。

“中国对转基因态度的摇摆,事实上已经使得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应用推广多年来止步不前。” 张启发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对财新表示,中国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已经处于水平,但与研发方面一片大好的形势相比,产业化进程的缓慢让科学家非常着急。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确将错失大好机遇。”林拥军表示,此次61名院士的集体行动代表着科学界对转基因的态度,亦是对所谓“转基因安全科学界无定论”论调的回应。

林拥军说,研究者们也不希望无限期等下去,因为一个品种有更新换代的问题。现在水稻品种更新换代时间大约三年至四年,一个当时很有优势的品种,若干年后就可能丧失或降低其竞争力。

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高。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与油气田开发、载人航天和大型飞机等项目并列,几者同是重大科技专项。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到2020年,将投入200亿元作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科技重大专项资金。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发放了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两个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要“继续实施”“抓紧开发”,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然而,为关键的产业化一步,中国至今就是无法迈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及林拥军均告诉财新,造成当前转基因困境的原因之一,即近年的“反转”浪潮。

中国式“反转”

在20多年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进入中国并迅速占据市场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转基因只是生物课本上一个生僻的名词。

此时,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正大幅增长,反转基因运动也在欧洲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许多环保主义者眼中,农业的产业化破坏了环境,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而转基因这种现代技术更是丧失了自然的美感。

在早期的中国反转基因力量中,来自欧洲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无疑是有力的。在环境风险、政府政策透明度、种业违规操作等方面,绿色和平切实地抓住了转基因技术在中国露出的几个“小辫子”。

2002年,绿色和平发布了一份《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综合报告》,直指抗虫棉使得棉铃虫等受Bt基因影响之外的害虫数量抬头,制造了更多的环境问题。

这份报告由时任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薛达元主持,虽然结论并非完全正确,但中国官方迟迟不回应,曾一度引发关于转基因农业的国际争论。

2005年,绿色和平在湖北的水稻种子市场和种植区的调查发现,没有被国家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有违法种植的现象,并且已有转基因大米在市场上售卖。有关部门被迫对这一违规事件进行了调查,近万亩违规水稻被铲除。

在后来的湖南“黄金大米”试验等事件中,绿色和平都准确地抓住了相关部门涉及违反规定或程序的事实证据,并在现有法规、科学伦理的框架内提出质疑。

如果说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国际环保组织的“反转”方式还在科学范畴之内的话,另一种天马行空的声音,则将转基因妖魔化和政治化,更容易深入人心。

2008年开始,一家政治评论站发表了大量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文章,声称转基因技术受“美国控制”,是“灭亡中国的阴谋”,并指转基因玉米“造成广西大学生精子质量降低”、某食用油公司使用转基因大豆“祸国殃民”。

这些说法通过论坛、邮件等途径广为流传,影响了相当多的人群。曾有一位海军退休干部对财新表示,他对老战友发来的这些信息深信不疑,可怕的“转基因阴谋”让他忧虑得夜不能眠。

直至2013年,这样的说法还在流传。有正式的报载评论再次指出,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育有关,可能成为“生物武器”。

“你如果反对一个东西,简单的是拿出证据,但他们没有证据。”林敏说,他在很长时间内认为,对于上述近乎荒唐的指控,是没有必要反驳的。许多科学家和他一样,也认为有些指控不值一驳。

学者们终意识到,在当前安全问题频频出现的背景下,公众的心理已十分脆弱。当一个新的食品安全问题被讨论时,大量的人的选择是“宁愿信其有”。并且,恰恰是一些毫无根据但极具煽动性的“阴谋论”,容易让不了解情况的民众疑惑。

不仅仅转基因技术本身被泼污水,国内从事研究转基因技术,或是积极向公众宣传转基因技术知识的专家与科普人士也遭了殃。

发言较多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等人被称为拿美国公司的钱,受利益驱动来宣传转基因技术。

“说实在话,我都已经伤心了,为什么要挨这么多骂?”罗云波对财新无奈地说,孟山都等公司在国内大学设立奖学金,资助研讨会,都没有超出一个公司正常运营的规范。他本人更没有收过国外公司的好处费。

黄大 说,他的学生和助手们都感到迷惑: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样荒谬的事情?

如今,中国科学界很多人发现,转基因之争不是简单的科学之争,而是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于是,许多科学家选择了沉默,“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认为,“反转”人士在中国的行动很成功,有效阻碍了中国转基因的产业化进程,至少拖慢了十年左右。如果继续下去,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目前取得优势的领域也会丧失。

迟来的科普

无论是中国转基因科学家还是官方,均是在“反转”风潮开始多年后才意识到转基因科普的重要性,才明白应该把相关研究进程、审批过程公之于众。道理很简单,公众才是终的转基因产品接受方。

历经八年之后,中国官方认识到应该对绿色和平2002年发布的《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综合报告》做些澄清。2010年,农业部在官方站的“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建成后,对此报告做出回应,逐条反驳。

在近期接受财新采访时,当年绿色和平报告的主持者薛达元改变了一些态度,并表示,“Bt基因是比较安全的”。他说:“反对者把整个转基因技术都妖魔化,我是不赞成的。但是说风险没有,我也不同意。”

朱祯告诉财新,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技术,关键看怎么用,说不上安全与否。但是,对转基因产品就不能一概而论,安全与否看转的是什么基因。

“如果转移了一个毒素合成基因,那么这个转基因产品作为食物当然具有风险,甚至是危险的;但是如果转移一个能破坏食物内源毒素的基因,那么就不是不安全,而是更安全了。针对个别存在安全风险的转基因产品推论转基因技术和所有转基因产品都不安全,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朱祯指出。

以Bt抗虫水稻为例,转的主要是来自苏云杆菌的Bt杀虫蛋白基因。苏云杆菌是目前应用为广泛的生物杀虫剂,包含了成千上万种基因,但其有效杀虫成分就是Bt杀虫蛋白。抗虫水稻转的就是Bt杀虫蛋白的基因,因此在转基因稻米中也仅仅多了一个Bt基因。

“吃包含成千上万种基因的细菌好,还是吃细菌的一个基因好,道理不言而喻。”朱祯进一步说,生物农药是新一代农药,比化学农药更为安全,但价格较为昂贵,只用在高端上,还轮不到水稻使用。水稻目前使用的主要还是化学农药,其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都是直接的威胁,转基因作物可以有效降低上述风险。

“有些人老是强调转基因未知的、潜在的风险,却忽视了化学农药现实的、直接的,甚至是严重的威胁,实在是本末倒置。”朱祯说。

在农业部反驳“反转”报告的前后,与转基因研究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和研究人员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对公众进行科普宣传。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始放下架子,通过媒体解读关于转基因的政策。

2013年6月中旬,中国新批准从巴西、阿根廷进口三个品种的转基因大豆。此消息早由国外媒体披露,传至国内后,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确认消息。

几天之后, 一则“转基因大豆油可能致癌”的迅速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这个说法,由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抛出。他声称,转基因大豆有的集中区与肿瘤发病集中区重合。一时间,舆论再次聚焦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以及对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审批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这次,官方没有再沉默。事发两周之后,几大官方媒体如《人民》、中央电视台开始表达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纷纷推出专题节目、系列访谈,农业部的官员也出面接受访谈,解释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审批程序。

但迟到两星期的回应仍是迟到。从上述应对可以看出,中国官方仍然缺乏成熟的应对经验。

在更大层面上,当前的局势是中国官方和科学界为当年的“程序错误”在付出代价。多年以来,“反转”人士积极的宣传,已让相当大一部分民众像担心三聚氰胺、地沟油一样,担心转基因。

朱祯等多位学者表示,科学家近年组织的各种转基因试吃活动,在化解消费者疑虑方面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没法影响一些把反转基因作为价值观的人。因此,应该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建立科学家和消费者能够大范围沟通的机制,增大科普宣传的力度,让消费者真正地了解转基因,而不被一些不实信息所误导。

转基因政治

这场中国官方和科学界长期缺位的论争,终发展成大量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恐惧,进而影响中国官方的态度,再进而影响到科学家对于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本身。

化解困局之道在哪里?在黄大 看来,仅靠做科普,很难完全让民众信服。当此之时,中国政府的决策态度,亦是改变社会对转基因技术认识的关键。

许多业界人士都用“棉花之强”与“大豆之殇”的例子来说明产业化的重要性。1999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种植,如今,国产抗虫棉早已击败初引入的孟山都产品,占据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相比之下,在转基因大豆没有产业化的背景下,国产大豆节节败退,中国成为全球的大豆进口国,2012年进口量接近6000万吨。

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超过7000万吨,成为历史上粮食进口量多的一年。2013年,粮食进口增长趋势仍在持续。

不少学者认为,转基因产业化推进与否,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粮食安全、舆论稳定等各种因素之间权衡的政治决定。“产业化的步骤和时机,不是科学家的决定,只能是政府来做决策。”林敏说。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是否要采用转基因技术,首先要搞清两个问题:转基因技术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否有作用?转基因技术是否安全?对此,朱祯等多位受访学者的回答是:中国需要转基因技术,经过安全性评估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在近期又一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络论战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认为,正因为政府不诚信导致信任危机,要传播转基因知识就需付出更多成本,相关各方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而不是站着说老百姓都是傻子。

“科普要和风细雨,特别在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科学素养还不算高的时候,千万不能居高临下。”罗云波表示,在这场辩论中,支持转基因的一方也需要高调行事,声音足够响亮才能够被老百姓听到,实际上要告诉大家,转基因食品其实是更安全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反而传统的食品经常有事。

“现在这么多争论,实际上是在还当年的欠债。”林敏认为,之前科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性。回到三年前,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出来发言表态,以至于负面消息满天飞。现在科学家们意识到,已经到了“不讲不行”的时候。

学者认为,培养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或许可以从转基因沟通开始。如是,转基因大论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本刊汪苏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新《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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